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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系房企巨头世茂集团近期面临重大财务困境，南京子公司南京世荣置业有限公司曝出18亿人民币的信托违约。自去年美元债违约以来，世茂集团一直在尝试展期债务，但部分债务特别是信托融资问题依然棘手。2月6日，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南京世荣在与陆家嘴国际信托的债券纠纷中败诉，需偿付近19亿元的债务，包括本金、违约金、利息和相关费用。
债务问题源于2020年12月设立的“陆家嘴信托-佳合73号”信托计划，用于投资南京世荣的私募债券。然而，债券到期后，南京世荣未能履行还款义务，导致信托公司陆家嘴信托向包括华鑫国际信托在内的其他债权人追偿。在行业整体下行周期中，房企信托违约事件频发，投资机构更加小心，融资规模大幅缩减。
世茂集团在南京市场的项目也受到影响，如南京·世茂璀璨江山，曾是高价地块，但如今还款来源似乎不充足。尽管世茂集团正与债权人协商展期，如世茂建设有限公司已展期部分债券，但销售困境仍令债务重组面临挑战。2022年，世茂集团销售额大幅下滑，显示出销售疲软对偿债能力的冲击。未来，世茂能否成功缓解债务压力尚待观察，公众和业界对此表示关注。
“我现在很坦然。”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3月19日对记者说。2006年下半年，美国凯雷集团收购徐工集团旗下徐工机械85％的股权一事，成为国内财经热门话题。这个话题具备了所有热门话题的必备要素：黑幕交易，国有资产贱卖，威胁国家产业安全。而王民是这些“阴谋”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此事涉及的双方，也容易让人兴趣倍增：徐工，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龙头。凯雷，世界上最大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由于有多名国家领导人在该基金担任要职，是一个有“总统俱乐部”之称的投资机构。
揭发“阴谋”的是徐工集团竞争对手三一重工总经理向文波，他在博客上表示，中国机械行业将因这场并购而危机重重，他没料到，这将引发一场席卷中国的大讨论，最终的结果甚至扭转了中国习惯对待外资的态度。
缘起
2004年3月王民随徐州市政府官员一同到香港做徐州经贸洽谈推广会的时候，没有想到在两年后，这场招商会中的一个项目会变成一颗炸弹。
在香港的洽谈会结束后，4月，徐工集团在《香港经济日报》刊登了一个全球“招婿”的公告。徐工集团为徐州地方国有企业，想通过引进投资者的方式进行改制，或者简易说，徐州政府想卖掉徐工集团这一当地最大企业的大部分股权。
或许是老国企的通病，徐工集团也进行了债转股，以降低公司沉重的银行贷款产生的负担，轻装上阵再图发展。引进新的资金和投资方，无疑是加速发展的方式之一。
中国华融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2002年接管了公司的债务，并转成了相应的股权，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通过类似方式解决了很多国有企业的银行债务沉重的问题。
这笔股权曾经摆上了四大管理公司转卖的议事日程，但徐工集团又通过贷款的方式，将这笔占徐工约48％的股权，用6.8亿元“赎回”。某种意义上，徐工集团这笔交易非常“聪慧”，按照可计算口径，这笔“赎回”的股权将以3倍左右的价格卖出。然而在2006年大贱卖的声讨中，徐工这笔升值国有资产的交易，未被提及。
陆续有投资机构来到徐州，考察徐工，洽谈收购事宜。“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先后来了30多家机构。”徐工集团副总经理王岩松3月19日回忆道，他是收购中的徐工方的主要谈判人员。这30家中，有凯雷、摩根大通等国际投资基金，有卡特彼勒这种同行业的世界巨头，也有中国的行业巨头三一重工。三一重工是中国民营装备制造商，发展迅猛。“冤家”正是在此时结下的。三一重工的执行总裁向文波在2006年的夏天通过自己的博客引爆了凯雷收购徐工的大讨论。
大约在2002年，私人股权基金悄悄潜入中国内地。彼时，国内对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认识尚浅。惊动朝野的凯雷收购徐工的大讨论，让以前一直低调行事的私人股权基金摆上前台。
当时的国人只是通过某公司纳斯达克上市制造了中国年轻富豪的方式，知道了风险投资基金（英文简称VC）能点石成金。然而私人股权投资基金（英文简称PE）与VC完全不同，PE的投资方向大概是成熟企业，通过债务重组、引入先进的管理机制、引入好项目等方式让“老树发新芽”，VC则是冒着巨大的风险在早期投资或许能成功的企业。两者同属私募基金，但性质截然不同。此次被牵入讨论的凯雷收购徐工的基金，即属于PE. 2004年至2005年10月份，主角全出场了：要卖股权的徐工集团，凯雷，三一重工。这场大戏进入高潮，则是在主角全部亮相后的8个月。
发难
2006年6月6日的一篇博客文章，让徐州市政府主导的一场“招婿”行动成了大事件。此前事态平稳，未见多大波澜。这篇博客是向文波写的，文中表示愿以凯雷的价格加价30％替换凯雷做此交易。这是他讨论凯雷收购徐工的第一篇博客。
根据2005年10月25日双方在南京草签的收购协议，凯雷将以20多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徐工机械85％的股权。
随后，向文波在博客里逐渐将事件丰腴起来：三一重工很早就与徐州方面接触，但失去了进入下一轮被选择的资格。进入第二轮的7个机构，全为国际财团。
这一说法，徐工方面做了回应：三一出价太低，第一轮就淘汰出局。
向文波还认为，选择凯雷或许是一个安排好了的“局儿”。有数据支持他这么想，因为他获得了一份同是凯雷竞争对手摩根大通基金的出价：31.98亿元人民币。很显然，这个数字直观上比凯雷方面要大方许多。
但徐州方面给“招婿”设置了很多无法简易用金额衡量的门槛儿：能否带来新项目新技术，在退出时徐工方面有一票否决权以防止被产业资本控制，徐工品牌的保留等等繁琐的条款。综合评分凯雷最高——这是徐州市政府及徐工集团的判断。这些不透明的所谓评分，是给凯雷量身定做的——这是反对者向文波的判断。
基于这种迥然不同的判断结果，这个平稳运行了已近8个月、正等待国家管理部门批准的收购案，随着向文波的发难，演变成了一场大战。
到2006年的6月24日，18天的时间向文波已经在其博客发表了14篇文章，篇篇打击要害。在他的博客中，原本没有被披露的很多交易细节及数字被披露了，而徐工方面就细节问题，没有做任何正面回应。
于是，参与讨论者的观点开始一边倒：通过黑幕交易以确定卖给凯雷，贱卖以让凯雷通过这个中国的地方国有企业获得暴利，这同时也将极大地伤害中国在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安全。
凡此种种，逐渐凝聚成了民族精神，卖徐工就是卖国的逻辑关系也渐渐成立。
类似的以改制之名贱卖国有资产、中国企业被外资收购后品牌打入冷宫失去了竞争力等苦恼回忆在这场大讨论中被不断刷新，特别是让中国的网民们感受到了刻骨铭心之痛。
一面是向文波的咄咄逼人，另一面是徐工和凯雷的缄口回避，从行为上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2006年6月开始的一个多月的时间舆论一边倒。
徐工有口难辩，国际惯例是，这种收购本就是商业秘密，核心数据不可能公布。“你可以不相信我们，但这些文件在监管层面是完全透明的，管理部门可以随时调审这些文件，你说我敢不敢说假话？”2006年7月6日，王岩松曾对本报记者说。
此时段，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个徐工方面的博客，与向文波的博客观点针锋相对，双方文来文往，刀光剑影。网民们摇旗呐喊，民间藏龙卧虎显现无遗。
在这个喧嚣的6月，还有一件疑惑众生的事件：徐工集团的总经理付健在月初接到了市政府的调任令，任徐州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主要进行公共设施投资为主的业务，在2006年6月26日付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这种转型对我来说有点大，我更喜欢做企业”。
由于付健反对将徐工卖与外资，这个关键时刻的调任，无疑是火中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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